中亚五国（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）近年来加速推进的“去俄罗斯化”与“再民族化”进程，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场涉及历史记忆重构、地缘政治博弈与文化认同觉醒。

今日这一现象的爆发式发展，是中亚五国对苏联时期强制同化政策的反弹，是全球化时代中亚国家在大国竞争中寻求战略自主的必然选择。

一、历史溯源：苏联统治的文化烙印与民族主义的压抑

① 苏联时期，中亚五国人口结构的颠覆性改造

沙俄通过军事征服（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）将中亚纳入版图，推行俄语教育、东正教传播及大规模移民政策，稀释本土民族比例。

苏联时期通过大规模移民政策，哈萨克草原在1917年前迁入超过100万俄罗斯人，彻底改变了中亚的人口构成。1989年俄罗斯族占比达41%，而哈萨克族仅为36%。

这种“人口置换”削弱了哈萨克斯坦本土民族的文化主体性，也埋下了身份认同危机的种子。

哈萨克斯坦独立后，通过《移民法》吸引海外哈萨克人回归，至2023年主体民族比例升至67%，俄罗斯族降至20%。

② 苏联时期，中亚五国语言与文化的系统性改造

俄语被强制定为“族际交流语言”，本土语言的使用空间被挤压。

斯大林时代强制使用西里尔字母替代本土语言的拉丁或阿拉伯字母，建立俄语为官方语言体系，并通过行政区划（如1924年民族识别与划界）人为切割传统聚居区，削弱其民族凝聚力。

俄语成为政治、经济领域的“高阶语言”，本土语言被边缘化，形成文化自卑感。

故乌兹别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等国的语言文字改革（如改用拉丁字母），本质上是五国对苏联时期西里尔字母体系的否定。

哈萨克斯坦还投入6.64亿美元推进哈萨克语拉丁化改革，计划2025年前完成官方文件、教育体系的全面转换。

③ 苏联时期，中亚五国历史叙事的重构需求

苏联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将中亚描绘为“落后地区”，强调俄罗斯的“文明开化”作用。

各国独立后，通过拆除列宁雕像、恢复历史地名（如塔吉克斯坦将“列宁广场”改为“鲁达基广场”），来重塑他们的民族历史记忆。

二、现实动因：中亚五国多重危机交织下的战略选择

① 今日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暴露了其“野心”，这一动作引发了中亚国家对主权安全的再次担忧。

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曾公开批评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的“傲慢态度”，并拒绝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。

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，中亚国家对俄贸易依存度从21.6%降至16.7%，而对华贸易占比升至29.5%。

② 而今天我们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为中亚提供了替代选项。

2023年中国与中亚贸易额达894亿美元，是俄罗斯的2.1倍。中吉乌铁路、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等项目，使中亚在能源、物流领域摆脱对俄依赖。

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货运量2022年增长1.5倍，成为中欧贸易新动脉。

③ 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立，标志着土耳其对中亚文化影响力的提升。

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年轻人热衷学习土耳其语，土耳其电视剧《努尔》在中亚收视率超60%。

土耳其对中亚投资年均增长12%，重点布局能源、基建领域。

三、文化重构：中亚五国语言、符号与身份政治的博弈

① 中亚五国在语言政策上的转向，乌兹别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废除俄语官方地位，哈萨克斯坦将哈萨克语定为唯一国家语言。吉尔吉斯斯坦虽保留俄语地位，但年轻一代俄语使用率从76%（45岁以上）骤降至28%（18-25岁）。

而且吉尔吉斯斯坦曾出现因售货员使用俄语引发的暴力事件，反映语言问题已演变为民族矛盾。

② 中亚五国在人口结构的主动调整，哈萨克斯坦通过《移民法》吸引全球哈萨克人回归，同时限制俄罗斯族移民。2018-2023年，哈萨克族人口增加31%，俄罗斯族减少42%。

塔吉克斯坦将列宁纳巴德更名为苦盏，乌兹别克斯坦为吸引俄罗斯投资，允许俄语学校存在，但同时禁止新生儿使用斯拉夫姓氏。

③ 中亚五国在文化符号的去殖民化，土库曼斯坦将首都阿什哈巴德的“十月革命广场”更名为“中立广场”，并颁布《土库曼民族服饰法》强制公共场合穿着传统服饰。哈萨克斯坦修改国徽，移除苏联时期的五角星图案。

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复兴与民族主义结合，也形成“去俄罗斯化”的文化推力。

四、地缘博弈：中亚五国，大国角力下的中亚困境

首先，俄罗斯的战略收缩与反击，面对影响力衰退，俄罗斯通过集安组织维持军事存在，但经济援助能力下降。2023年俄对中亚投资同比减少23%，而中国投资增长37%。

同时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开设12所俄语大学，与土耳其的21所突厥语学院形成对抗。

其次，美国推动“C5+1”机制，2023年与中亚贸易额增长41%，重点布局数字经济、绿色能源。美国国际开发署投入5亿美元支持中亚“去俄化”项目。

美国也支持跨里海走廊建设，试图削弱俄罗斯对欧亚物流的控制。

积极对接欧盟“全球门户”计划，甚至吸引法国、土耳其等国的投资。

第三，我们通过上合组织深化与中亚的安全合作，但避免直接介入文化议题。2023年中哈原油管道输油量占哈萨克斯坦出口的68%，但中国企业在哈文化领域投资不足5%。

由于担忧过度介入可能引发俄罗斯反弹，因此在中亚文化复兴中保持“低调支持”姿态。

五、深层本质：中亚五国后殖民时代的身份焦虑与现代性困境

中亚国家在摆脱俄罗斯文化控制的同时，也陷入“身份真空”。

哈萨克斯坦试图将成吉思汗塑造为民族英雄，但历史上哈萨克汗国与蒙古帝国并无直接关联，这种“发明传统”引发学界争议，还试图恢复“阿拉什自治共和国”记忆，通过纪念碑、教材等强化民族认同。

乌兹别克斯坦推崇帖木儿，塔吉克斯坦强调雅利安历史。

乌兹别克斯坦将19世纪俄罗斯吞并中亚的事件定义为“殖民侵略”，哈萨克斯坦指责沙俄实施“种族灭绝政策”，这种历史重构成为民族认同的催化剂。

尽管哈萨克斯坦70%的科技文献仍用俄语撰写，但政府坚持推行哈萨克语教育，导致科研人才流失。乌兹别克斯坦的“去俄化”政策使50万俄裔居民外流，造成医疗、教育领域人才短缺。

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立，标志着中亚试图构建“突厥文化共同体”。但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对土耳其主导地位的警惕，以及塔吉克斯坦的波斯文化认同，使这一进程充满变数。

六、未来走向：中亚五国多元平衡中的生存之道

俄语在科技、商业领域的实用性短期内难以替代，中亚国家可能采取“双轨制”：官方语言推广本土语言，专业领域保留俄语。哈萨克斯坦计划2030年前实现“三语并行”（哈萨克语、俄语、英语）。

年轻一代倾向于“全球-本土”混合身份：既穿传统服饰，也追捧韩国K-pop；既学习土耳其语，也精通英语。这种“流动的认同”可能消解极端民族主义。

中亚国家将继续在大国间“选边站”，但更倾向于“多向对冲”。例如，哈萨克斯坦同时参与中国“一带一路”、俄罗斯“欧亚经济联盟”和土耳其“突厥联盟”，通过多边合作降低风险。